作者：王朔


初次见面互相没留下太深印象

1984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傍晚，我和一群朋友去北京舞蹈学院，邂逅了沈旭佳。当时，她即将毕业于舞蹈学院中国舞系大专班，曾获全国和华东地区的舞蹈比赛奖。而我刚刚退职，生活无着，和几个朋友合开一个饭馆。我想，第一面我们谁也没有给对方留下太深印象，只是互相留了电话，告诉对方：“要实在无聊可以给我打电话。”

后来碰巧我们都“实在没劲”，就互相打了电话，想找点“有劲儿”的事干，于是一起去玉渊潭游泳。游泳间隙，总要聊聊天，一块儿夸夸谁挤兑挤兑谁，这就亲密了一些。沈旭佳挺能聊，像一般大学里的聪明学生一样，话题也挺高雅，集中在上三路。为了显得我也不俗，我把能想起来的听过一耳朵的五个字以上的外国人名，全像说老熟人一样说了出去。有几天，我们俩就像在赛背外国名人大词典。终于，才尽智竭了，也累坏了，各自露出了本来面目。她担心毕业分配留不了北京，我说没钱真惨，都挺发愁，又都互相劝慰，觉得对方的愁不算什么。为了证明自己的愁算愁，两个人又竞相倒出各自不可告人的隐忧，待双方都发觉说得太多时，已经太晚了，对方已由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一跃而成为知道自己秘密最多的第一知己。

那些天，她们正在天桥剧场演舞剧《屈原》，我去观摩。沈旭佳一出台便令我瞠目结舌。我不是说她在台下不漂亮，而是说她在台上格外出色。我看着那个光彩照人的形象，不免油然想到：“找这个人当老婆还挺不错。”

按说，我应该马上惭愧。换一个特别有自尊心的人，可能会含悲忍愤埋情而去，可我没有，我大概属于自我感觉比较良好的那类人，当然，我没有去跟她说“我爱你”之类的鬼话，除了“半吊子”，生活中没几个人敢这么大言不惭。事情自然而然地演变着，我们互相不再和其他异性约会，每天只两个人在一起。不久，我去外地一个月，没写信，回来看见她嘴角起了大燎泡，一见面就使劲掐我的手，她愈来愈像我久已期待的那个人。这时，我们谁也没注意对方是干什么的，那些太不重要了。我们都陶醉、眩惑在对方的魅力中。当时我已经发表了一些小说，《空中小姐》也有一定反响，但这远不够使沈旭佳出于势利跟我好。她毕业后分在东方歌舞团，在她的追求者中，和我同样年轻，比我更加头角峥嵘的大有人在，她完全可以不担风险地嫁个注定要出人头地的丈夫。

终于有一天，有人找到东方歌舞团组织，说我是个骗子、流氓，品行恶劣，玩弄女性。东方歌舞团的领导当然吓坏了，找沈旭佳谈话，让她和我断绝来往，说了我的一些“劣迹”。好在我一向不瞒沈旭佳，这些事她都知道，因而没“大吃一惊”，只是鸣谢了组织的关心，照常和我来往。组织上，尽到了责任也就随她去了。毕竟不是过去了，犯不上也没兴趣过多干涉演员私生活，我毕竟还不是个阶级敌人。

就现在这种社会风气而言，一些世俗的东西实在可有可无的。你不当它是回事，它就屁也不是，无声无息。完全看你自己，你是否有一身老茧。我认为现在的社会环境已经是我们几千年来最好的了，剩下的就完全看自个儿了。说的有道理，你就是父母师长；说的没道理，我就当你是路人一个，不听不信。只要不怕邪，一个身薄力单的人，也会令千千万万有能力的人望而生畏！

1985年，我和沈旭佳合作写的中篇小说《浮出海面》在《当代》第六期发表了。这是我所有小说里写得最吃力也是最满意的，通篇写的是我们的感情生活。我曾挺得意地问沈旭佳女主人公写得像不像她，她也挺干脆地回答：“不像。”我懂她的心情，此刻她早已深恶痛绝那种抽烟喝酒、夸夸其谈的所谓潇洒，宁肯别人把她看成一个质朴、老实、纯真的女孩儿。这真让我喜欢。

我经商完全失败了，有段时间我们很拮据。北京有的饭馆是吃完结账，每在这种饭馆吃饭我总要提心吊胆，生怕吃冒了钱不够当众尴尬。舞蹈演员挣不了多少钱。“东方”是最好的，跳一场也只挣五元钱。舞蹈演员又必须吃强化食品，一月工资、奖金大都吃掉了。后来，我们连快餐店也不大敢进了。沈旭佳是个马大哈，什么东西都丢，那年冬天，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后台洗澡，皮衣、手表都让人抱走了，从摊上买了件旧的短大衣穿上，脸灰灰的像个受气包。我则穿着她练功穿的旧绒衣和破军大衣满处晃。两个人都没手表，上街要看时间，就边走边歪头去看行人甩摆的手腕。那时我真是一天只吃一顿饭，每天猫在家里写稿子，希望全寄托在这儿上了。偶尔拿到一笔稿费，就满足一下沈旭佳的购买欲。我和沈旭佳都不会买东西，净上当，花冤枉钱。我给她买的高统皮靴，跟是歪的，她给我买的毛衣是桃红色的。最终还是常穿的那身衣服合体，索性一年四季地穿。反正沈旭佳在我眼里浓妆佳，淡妆亦佳，蓬头垢面不掩国色。

对于名利不让它成为主要目的

1986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发表后，我的日子好过了一些，手头渐渐宽裕，人也渐渐扬眉吐气，沈旭佳反倒不那么每天乐呵呵了。有一天，她忽然叹口气，对我说：“我真不想让你出名，我真希望咱们老像现在这样。”我听了这话产生出不尽的喜悦；我真觉得所有称之为“名利”的东西都是扯淡，我决不让它成为我生活的主要目的！

我们的感情生活，使我在不知不觉中已受到改造。过去我是自私、猥琐、心中充满阴暗念头的人，以讥笑人类所有美好的情感为乐事。现在，我不得不承认，我是幸运的，没有权力抱怨。我开始怀疑愤世嫉俗究竟是一种深刻还是一种浅薄？经历苦难当然可以使人成熟，享受幸福是不是就一定导致庸俗？那些郁郁不得舒展者的恶毒咒骂，已使我感到刺耳，这其中到底有多少是确实受了委屈，而不是更大的贪婪得不到满足？但愿受虐心理不要成为我们时代的一股时髦。

我深深地感受着一个人的钟爱，这种钟爱使我心平气和，开朗自信。我有幸遇见了沈旭佳。1987年，我们结婚了。1988年6月6日，女儿出生了。那是代表着全家吉祥的一天，发发顺顺。

作者：马世芳

　　一九八一年夏天，我十岁。全校小学生去阳明山郊游，我走在山路上，有些累了，吹着风，想找首歌替自己打气，便唱起了李建复的《渔樵问答》：

　　喝一杯竹叶青／唱一声水花红
　　道什么古来今／沉醉嘛付东风……

　　老师说：马世芳，你怎么这么来劲啊，唱的这是什么歌呀。我便害羞地住嘴了。

　　二十四年后，为了制作“天水乐集”的复刻版专辑，重听这首歌的录音，蓝调吉他、梆笛与弦乐呼应交响，李建复的声嗓清澈嘹亮，编曲的创意与成熟令我惊诧不已。这才憬悟当年自己唱着的是什么样的歌，当年那群二十啷当的音乐人又是多么有勇气、多么有才华……

　　当年的制作人李寿全回顾那张专辑，有感而发：“如果现在才要做，大概就不会做了。”七十年代以降的青年创作歌谣，就在这种“没想太多”的状态下，烧起了燎原大火，永远改变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历史。说起来，“没想太多”的状态其实是最珍贵的——因为所有的气力、全部的生命，都摆在歌里了。

　　回首三十年来几波创作歌曲的风潮，其中最动人的作品，多少都是从这种“没想太多”的状态里发生的：七十年代中期“唱自己的歌”的“民歌”运动，八○年代初期罗大佑的摇滚黑潮，八○年代后期林立的音乐工作室和轰动一时的“新母语歌”运动、九○年代由魔岩和独立厂牌带起来的民谣摇滚、原住民音乐和另类摇滚——这些音乐的火种，都是老早就在酝酿，只等适当的时机“从地下转进地上”——只要土壤是丰沃的，我们便有“百花齐放”的条件。

　　听听杨弦在一九七七年《西出阳关》专辑里那样虔敬地弹唱着胡德夫教他的卑南语《美丽的稻穗》，你很清楚“流行音乐”这四个字压根儿就未尝进入过他的脑海。它的录音和编曲是那样朴素，但是跨越将近三十年的岁月，仍然能让我们这些后辈感动掉泪，它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同时代早已朽灭的许多“流行歌”。

　　杨弦在一九七五年出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的母亲陶晓清还不到三十岁。她在“中广”做节目，每星期固定播放一些年轻人自己在家里录下来的歌，反应之热烈出乎预期，她便邀请这些年轻人来上节目，替他们组织演唱会。很快地，这些歌录成了唱片，卖得比谁都好，渐渐形成了一股人称“民歌”的风潮。那是我还在幼儿园满地乱跑的时代，家里常常会有一些叔叔阿姨带着吉他，坐在我家铺着榻榻米的客厅地上，说是要开会，结果都在喝茶吃零食讲笑话和唱歌。

　　后来我才知道，“民歌运动”很大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我家客厅开展起来的，那些歌手几乎都还在念大学，我每次叫叔叔阿姨，他们往往露出不习惯的尴尬样。我的同学知道家里经常有歌手出没，纷纷叫我替他们要签名，我觉得丢脸死了。不过倒是有一张李建复亲笔签名的《龙的传人》唱片现在还留着，上书“给马世芳小朋友”。

　　我记得李宗盛最爱讲笑话、王梦麟最爱骂脏话、郑怡性子最急、邰肇玫酷得像大姊头。那些年轻人经常恋爱或失恋，有时候唱着新写好的歌，唱到一半还会哭起来。那个年头的“民歌手”，几乎没有人想过要靠唱歌营生，写歌录唱片也是几千块钱就傻傻地卖断了。而且无论有多红、唱片多畅销，一旦和求学就业计划抵触，很多人都毫不犹豫告别乐坛。

　　回头想想，这种别无所求的天真精神，也是“民歌”时代最动人的特质之一吧。

　　一九八○年冬，苏来在我家看电视转播大陆的“四人帮”大审，忽然回过头对我母亲说：听说可能要解除戒严了，我们这个社会总算还是有点希望的。我妈没搭腔，我则纳闷着戒严跟社会希望有什么关系。那时苏来写了一首叫做《中华之爱》的歌，却因为有“向往赤色祖国”之嫌，屡次送审均未通过，最后只好加写一段“要努力奋起复我河山”的“光明尾巴”，才获准出版。在那个“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年代，有一阵子甚至连提到“故乡”两个字的歌都会禁播。谁能想象二十几年之后，国民党会变成在野党，当年的“新闻局长”宋楚瑜会在北京和中共总书记握手……

　　我记得李双泽的《美丽岛》和《少年中国》常常是连在一起唱的，那个年头没有谁觉得奇怪，现在的青年人恐怕是难以理解的了。《美丽岛》的旋律真是漂亮，当时常常用作演唱会结束时大合唱的曲目。没有人知道这首歌会变成一本党外杂志的名字、变成地下流传的禁忌秘语、变成光芒万丈的认同符号、最后终于被大多数人遗忘……早在美丽岛事件之前，《美丽岛》和《少年中国》便双双被禁播，前者据云是“鼓吹分离意识”，后者又似乎有“向往赤色祖国”之嫌，李双泽地下有知，恐怕会气得跳脚。

　　我记得一九八一年十月在高雄的“天水乐集”演唱会上，二十二岁的李建复入伍当兵前的最后一场演出，全台湾成千上万的女歌迷都舍不得他。会后李建复在场外的一张长桌上替歌迷签名，众多迷妹大呼小叫挤成一团，连旁边比人高的盆栽都被碰倒，玻璃门也险些被挤碎。那是“民歌”时代的尾声，那天的迷妹们，如今有不少人的女儿可能正在以同等的热情疯魔周杰伦和王力宏呢。

　　后来，在“民歌”渐渐没落，卡拉OK和KTV还来不及发明的时代，最的那家唱片公司叫做“滚石”,齐豫、潘越云、陈淑桦、张艾嘉、罗大佑、李宗盛、罗武、赵传、陈升、林强……八○年代“滚石”全盛期的每张唱片，几乎都是一种新观念、一片新天地。那真是一段“太平盛世”的黄金岁月。

　　在漫长绵延、景气起伏不定的八〇年代，流行音乐脱去了民歌时期的天真青涩，化身为整个社会的发声筒，成年人的“真实世界”和青年人的狂傲梦想一块儿入了歌：苏芮的《一样的月光》、潘越云的《谢谢你曾经爱我》、张艾嘉的《忙与盲》、陈淑桦的《那一夜你喝了酒》、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林强的《向前走》、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陈雷的《风真透》、叶启田的《爱拼才会赢》……每一首歌，都是一块社会的切片，这是一个和七○年代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有着截然不同的色彩、节奏和情绪。就连彼时初兴、锁定年轻男女的偶像歌手，都充满了日系的摩登风情：杨林、林慧萍、方文琳、伊能静、红唇族、城市少女（多么理直气壮的团名啊），当然还有轰动一时的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因为这样的艺名，她俩拍照时非得一个傻笑、一个装苦脸）。

　　我记得摇滚乐悄悄在乐坛建立起滩头堡。苏芮在“国父纪念馆”的舞台上一身亮黑奋力唱着《一样的月光》，李寿全猛刷着电吉他边跺脚边唱《我的志愿》。他唯一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集合了陈克华、张大春、吴念真和詹宏志的词作，和之前他制作的两张“天水乐集”唱片一样销量惨淡，如今却成为公认的经典——说来有趣，这位王牌制作人最厉害的作品，似乎都是为了后世更成熟更聪明的耳朵准备的。

　　最难忘的，当然还是罗大佑。一九八四年的最后一天，罗大佑在还没被烧掉的“中华体育馆”办演唱会。那年我十三岁，刚上国中，自觉不再是“小朋友”，于是努力要装出世故的表情，跟着满屋子大人大喊、拍手。罗大佑仍然是招牌的黑衣墨镜爆炸头，配一双白得刺眼的阿迪达斯球鞋。唱完最后一首歌，他把手上的铃鼓远远一扔，台下掀起一阵尖叫，上百双手高高伸出去。那只在空中旋转着划出一道漂亮弧线的铃鼓，是那一夜最鲜明的画面。办完这场演唱会后不久，精疲力竭的罗大佑离开台湾，暂别歌坛。他再度回来开“音乐工厂”的时候，台湾已经解严，世界变得完全不一样了。

　　就在罗大佑“出走”的那几年，我冒出青春痘、长出喉结和胡子楂儿、戴上了眼镜，急着想长大，却又不清楚大人世界是什么模样。回头去听罗大佑的旧专辑，赫然发现他的作品洋溢的伤逝、压抑与世故，正好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世界最完美的主题曲。

　　一九八九年暑假，大学联考放榜之前，几个相熟的哥儿们约好到北海岸谁家的别墅去玩三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夏天整个滨海社区空无一人，一整排的别墅里只有我们这几个刚考完大学的孩子。有人因为没考好而心情郁闷，有人因为不知道算不算恋爱的情事而心情郁闷。入夜以后，我们把罗大佑的录音带塞进卡拉OK机，音量开到最大，用灌过台啤的喉咙，向着远方的大海和满天星星铆足了气力唱《将进酒》：

　　多愁善感你已经离我远去／酒入愁肠成相思泪
　　蓦然回首／想起我俩的从前／一个断了翅的诺言……

　　十七岁的我们真有那么多的愁绪吗？我们需要的是一些浓得化不开的情绪，让我们自觉长大了，却又不至于一下子被大人世界吞没。是啊，我们如此年轻，却又不复童年的懵懂，我们总算有了值得流泪叹息的回忆。就像大佑唱的：“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我总觉得，关于青春，再也没有比这句歌词更动人的描述了。

　　大一快开学的一个黄昏，我把原本要用来买丑得要命的“大学服”的钱，换了一件手染的吉米·亨德里克斯恤衫，垮垮地套在身上，自觉很有浪荡嬉皮的风情。经过台大旧体育馆，听见里面传出极有韵致的蓝调shuffle节奏，电吉他不愠不火，大为惊奇，于是跑进去听这个正在排练的叫做China Blue的乐团，然后就一路待到了半夜。那是水晶唱片办的第二届“台北新音乐节”，玩蓝调摇滚的长发眼镜胖子叫做吴俊霖（那时候他还不叫伍佰），那似乎是他生平第一场正式演出。还有另外一个个头比较小的眼镜胖子叫做林哲，激昂万分地唱了一首叫做《民主阿草》的歌，并且向台下稀稀落落的观众大喊：“台湾的枝仔冰（闽南语，即“冰棍儿”），站起来！”我于是知道，新的音乐时代仿佛又要开始了。

　　台下的观众之一，是同样留着一头长发的薛岳。我记得他看着台上的伍佰说：“这家伙还可以，不过要再多练练。”当时薛岳并不知道自己只剩一年多可活，更不会知道自己生命中的最后一场演唱会“灼热的生命”，竟成为台湾摇滚史上最动人的绝响。伍佰当然也不晓得再过三年他就会变成全台湾最红的男歌手，而且还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个登上娱乐版最前线的摇滚吉他手。

　　那时候，“摇滚”还是一种带着秘密结社气味的极小众乐种。一头长发的薛岳和刘伟仁都恪于“新闻局”的规定而不能上电视，更别说本来就不喜欢上电视的“小孩”罗武了。不过这并不能阻挡雄心壮志的老岳、阿仁和小孩，早在伍佰出道前好几年，老岳做出了《你在烦恼些什么呢？亲爱的》、阿仁做出了《离身灵魂》，都是极为动人的摇滚经典，而小孩摧肝裂胆的《坚固柔情》，更是无法重现的历史巅峰。这些专辑当年都卖得不怎么样，如今疯魔着五月天和FIR的年轻乐迷，恐怕也不太有机会认识它们——直到现在，这几个名字都还是带着秘密结社的气味。然而若是在适当的时刻对适当的人提起这些名字，你会遇见一对湿润的眼眶，还有一番关于青春记忆的激切倾吐。

　　在新生训练的社团联展摊位上，我拿到一份叫做《台大人文报》的刊物，四版头条的文章标题就是“站起来的台湾枝仔冰”，作者是比我大两届的黄威融。后来我加入那个社团，学着编刊物、写文章、交朋友、谈恋爱，而且认认真真听了很多很多音乐。回想起来，之后十几年的“人生主旋律”，好像就是在那个时候悄悄“定调”的。

　　我有幸以一双天真的眼睛见证了一整个世代创作歌谣的勃兴，如今则意外踏上了母亲三十年前走过的道路——做广播、写音乐文章、参与创作歌曲的催生。我相信再怎么不景气，每个时代都还是需要动人的歌。只是在这个时代，做音乐这一行的，心里最在乎的事情，往往早已不再是音乐了，这才是最悲哀的事情。

　　我相信只要你能像大佑说的“抛开一些面子问题”，让歌回归到音乐的本质，新的燎原大火，其实随时都会烧起来的。那捧火种，也许早就“捂”在那儿，闷烧很久了。或许，我们应该回到当初那个“没想太多”的状态里面；或许，我们终将发现，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时代，仍然会诞生二十五年后足以让我们的儿女感动落泪的作品——就像现在我们还在时时重温的那些老唱片一样。

作者：胡又天  2012.02.18刊登于香港《明报》副刊

听说，在七十年代，台湾的加工出口区，女工们会相约坐两三百公里的车到台北，就为了到现场看凤飞飞录节目；听说，那时许多家庭最重要的娱乐就是在电视前看凤飞飞；

听说，常以裤装之类中性打扮登台的凤飞飞，曾是许多未经人事少女的幻想对象……大家都说凤飞飞伴随了一整代台湾人，唱出了那民风淳朴而经济起飞的年代最纯真美好的一面。

余生也晚，在八十年代，幼时偶尔听到凤飞飞，并不觉有何特别；到流行时尚日新月异的九十年代，凤飞飞更已是上个时代的歌手，我们知道很多婆婆妈妈还喜欢她，她唱得也不差，但就是中规中矩的中音，不酷不炫，也不挑战社会，只那样温良恭俭让，有变化也都在保守尺度的安全范围内，实在不合年轻人的口味。

风水轮流转，千禧年代，景气衰退又日趋浮夸的华语歌坛，让越来越多人对低龄化、速食化的的流行曲摇头；此时凤飞飞复出了。2003年，出道35年，50岁的她，风采、唱功更胜以往，登台第一首歌，似乎就唤回了那个年代所有的记忆与泪水；成年的我看到影片，也开始能品味那平实而成熟、圆润的韵致，也开始能体会年长观众的感动。

此后，凤飞飞每隔两年办一次巡回演唱会，也不高调宣传，而就像是和歌友们的例行约会，不作大起大落大喜大悲，只是闲话家常；对年轻一代来说，始终敬业、不断琢磨歌艺，用真功夫表演，不作出位言行的凤飞飞，相对于当前充斥着丑闻与琐事的演艺圈，更是愈形可贵的清流。于是，愈来愈多人，无论听过凤飞飞几首歌，了解她多少，都开始能用她和那一辈艺人作榜样来骂“现在的年轻人……”

然而凤飞飞究竟好在哪里？道德操守，大家都能谈；歌唱艺术与社会意识呢？多数人也只能从她的形象与自己的印象来谈：说她诚恳、在平实中锤炼吐字行腔，能娓娓道来，能率性轻松，更能与观众交心，把人情世故唱进自己的生命，所以特能感人……换我来讲，也很难超出这些常理。

一些在乎语言、族群问题的论者，则会提到她当年在国民党限制方言的政策下，仍坚持在节目中尽量多唱台语歌，从而得到了极多本省观众的认同；她唱国语歌有些卷舌音发不标准，违反当时主流所要求的字正腔圆而露出闽南口音，在本省人听来也会感到亲切……再进一步就又可以讲到政治，退一步则可说凤飞飞并没有政治上的心机，而只是在乎用她习惯的腔调唱与乡亲听，结果则能客观地反映出标准国语之脱离实际民情。由此还可大作文化研究，但就容易偏离歌友所在乎的情谊，也没有人谈到为什么在本土语言已争取到大义名份的近年，凤飞飞演唱会上的国语发音反倒都标准了。

我听凤飞飞与那“群星会时代”（得名于1962-1977年台视节目）的歌曲，普遍印象是“温柔敦厚”，“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都是《论语》里的老话，也是中国第一代流行歌曲作者就继续讲求的诗教，并与卫道人士、威权政府共同维系着，这个范式直到1980年代后才渐被时尚与民主化的浪潮打破。一个社会，尤其是内忧外患不断的社会，如果只有这样“健康”而安全的歌，是脱离现实、粉饰太平；但若那样的歌退潮了、消失了，我们也就失去了旧时许多人情世故的记忆。

我想，值得探讨的，就是凤飞飞身为一个品性完全能与这传统诗教契合的歌手，是怎样在那个时代的范围里，演绎那些同在范围里作出的词曲的。

王赞元著《再现群星会》收录有凤飞飞早期(1972年)代表作〈祝你幸福〉（林煌坤词，林家庆曲），我是从此书才听到她这首成名曲，乍听之下，除了前人提到的口音外，几无特点，只觉平稳朴实；可话说回来，这就契合了凤飞飞的关键词之一：中性。“送你一份爱的礼物／我祝你幸福／不论你在何时  或是在何处／莫忘了我的祝福”，这爱不是男欢女爱，而是友爱；幸福也不是今人用到滥的甜甜蜜蜜，而是安和乐利；“人生的旅途  有甘有苦／要有坚强意志／发挥你的智慧  留下你的汗珠／创造你的幸福”，“坚强”倒字而“意志”出韵，也不是寻常婉约型歌手常用的词，可在凤飞飞的浑厚行腔唱来，就恰有从逆境中向上的感觉，但也不用力过度，不给人任何负担。词曲本身甚是平淡，但就助成了邻家姊妹、人生好友的形象，观众学会了，也能同样不带负担地把这祝福传唱开来。父母可以放心让儿女喜欢这样的歌手，少男少女可以坦然将情感投射到这个安全的对象，这正是保守人士所乐见的乐教──开一个小口，将蠢动的青春导向正轨。只是他们和后人如我，也很难想像到当年的学生、女工们为凤飞飞所作出的痴迷举动吧？

友情之歌不带负担，爱情之歌，凤飞飞也能唱得轻松写意。1978年〈流水年华〉、81年〈好好爱我〉皆翻唱自日本歌，单看歌词，前者是典型而典雅的相思：“朦胧的街灯　静静躺在小雨中　往事又掠过我心头／犹记离别的时候　紧紧握住我的双手／轻轻一句多珍重　眼儿也朦胧／年华似水流　转眼又是春风柔　层层的相思也悠悠／他乡风寒露更浓　劝君早晚要保重／期待他日再相逢　共度白首”曲调呢，却是轻快热闹，歌手也好像是在唱别人的事，在台上与乐队、观众一同享用着此等情调与曲调而已。后者则是有些黏腻的叮咛：“我的一份柔情　我的一片心意　我已奉献给了你／不要对我冷漠　不要不理睬我　怕你冷冷的待我……”而曲调也轻快跳跃，到副歌“好好爱我　好好珍惜”又是大场歌舞、花团锦簇的气象，全非字面上的细语。这里，我就想到了第二个凤飞飞关键词──“浑闲”。她和乐队以此一贯的编曲风格，将这情歌演得丝毫不须动到字里行间的情意，但词中对人与人之间的寄望，也就传达了出来。2003年凤飞飞再唱〈流水年华〉，更见醇厚；也差不多在那几年，有个卡拉OK伴唱机的电台广告，找了一个歌声不怎样的婆婆妈妈唱〈好好爱我〉，听来甚是刺耳，但“谁都可以在家唱”这个意念是完全传达到了。广告选了这首歌，亦可见凤飞飞歌曲之广大。

浑闲，当可谓群星会时代歌曲的共性；台上台下都知道这是表演、是娱乐，不能太沉重，又不能太轻浮，总要合乎中道。于是，原本多么悲情或放荡的歌，经过制作，都能变得繁华亮丽，改换了原味，以至不痛不痒。网上看1984年《飞上彩虹》中凤飞飞演唱〈孤女的愿望〉〈桃花乡〉等台语老歌，虽字正腔圆，却没了原曲的哀鸣或挑逗之情，只是单纯悦耳。彼时国民党威权体制已松动，不知更早以前凤飞飞又是怎么唱的？或曰此等“净化”的大众娱乐向是党国与商业为麻庳人民所设，歌手不得不被此框架所限，不宜深责；我想还是该称道她尽力给台语歌曲保持了能见度，且发展、寄寓了自己的唱法与希望；后起的台语歌后江蕙，就借鉴过许多凤式唱腔。

再一首招牌作，1986年〈掌声响起〉收录在凤飞飞于歌林唱片发行的最后一张专辑，也是演唱会上每唱必哭的结束曲目。其他歌曲可以轻松，这首却必定动情，因为唱的就是她自己。直白的歌词，专为艺人与表演场合所设；“掌声响起来  我心更明白  歌声交会你我的爱”，关键在“更”字与末句“歌声交会你我的爱”，人间的情谊就是如此遥相唱和、层累叠加。所以这首歌也是罗文、许冠英等资深艺人的共同曲目，出道愈久，意味愈深。而今原唱也加入了唱过它的已逝歌手之列，此曲在华语歌坛上的地位也将更显特殊，以其标志了那个纯真年代的末尾吧。要为凤飞飞下第三个关键词，我想就是“情谊”，交会的情谊。

1988年解严后，台湾百花齐放，都市流行歌曲进入全盛时期，凤飞飞也从容跟进了新风：1991年专辑《浮世情怀》，标题便流露出成熟韵致，内中更网罗了陈家丽、陈扬、罗大佑、小野、娃娃（陈玉贞）、黄霑、厉曼婷、殷文琦、许常德、吴旭文、李坤城等名家手笔，词意、曲风与制作皆有远胜以往的创意与精致。专辑中最著名的是〈心肝宝贝〉（曲式颇似大佑另一名作〈似是故人来〉）和〈追梦人〉（有袁凤瑛所唱粤语版〈天若有情〉），前者是台语也是整个华语歌坛中罕见的母歌，委婉慈爱，凤飞飞至此总算留下了无法被取代的台语经典。后者更有神作之誉：“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  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沧桑的罗大佑，纪念女作家三毛的流浪，已是梦幻组合，但若无凤飞飞已臻化境的端凝，这首歌便要失色许多。〈追梦人〉不难唱，但就是没人能唱到她那样细致。现在，这歌词也适用于凤姊了。

最后一个关键词：永远。永者，长也，隽永、迢遥；那个温柔敦厚的年代，其实已有多少反叛的能量在威权镇制底下暗涌，然而歌友记得的凤飞飞，只会是那样纯真美好的。就让我们暂且放纵人类记忆的选择性吧──但不要只是伤逝，不要只慨叹今不如古，因为凤飞飞的歌艺与品德，都还在唱片与影像之中，平易可学；只要静得下心、放得开怀，你我也就能在聆听、歌唱那些歌曲的时候，与她并列于永远的行列。


阅历所限，我只能听几个版本、搜寻一些相关记载来作观察，未能多与其他同期歌曲比较，识者当比我更能解释它为何能红。——胡又天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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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胡又天，台湾乐评人，歌词研究者，现居香港。著有诗集《宝岛颂》（时英出版社，2005年12月），文集《玩世青春——附中三年记》（联经，2002年）。日常出有个人音乐学刊《流行词话》。

作者：韩寒

韩寒新三篇：谈革命 http://t.cn/SfBlrW 说民主 http://t.cn/SISTZs 要自由 http://t.cn/SIgkAU


谈革命
(2011-12-23 06:09:34)

最近翻看了很多问题，革命和改革两个词被频频的问起。平时媒体也很喜欢问，但是也只是一问一听，无法见诸报端。写下来无论什么观点，八成也是不保的命。但作为这次冬至回读者问的第一篇，我就先用整个篇幅来回答我关于革命两个字的看法。我综合了读者和一些内外媒的提问，在这里一并作答。


问：中国最近群体事件频出，你认为中国需要一场革命么。

回答：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问：你为什么不去领导一场起义呢？

回答：开玩笑，就算我认同革命，并在上海起义，而且还稍具规模，官方只要一掐断互联网和手机讯号，我估计不用政府维稳机器出马，那些无法用QQ聊天或者玩不了网络游戏看不了连续剧的愤怒群众就足以将我们扑灭，你也别指望着能刷微博支援我，你三天上不了微博就该恨我了。


问：那难道中国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了么？

回答：这是一个误区，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的喧哗，自由的过马路，自由的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我可以自由的违章，自由的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的胡作非为，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制，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所以，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 没有感染力。


问：我认为中国顽疾太深，改革已经没有用了，只有来一场革命才能让社会好转。

回答：我们假设革命没有遭到镇压，当然这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幻想一下革命，假设，革命到了中段，学生，群众，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不能注意有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甚至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革命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没有领袖的革命一定是失败的，白莲教起义就是很好的例子，而有了领袖的革命，也不一定好到哪里去，太平天国又是很好的例子。中国式的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坐在电脑前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这样的一个领袖，八成独断专横自私狂妄狠毒又有煽动力，是的，听着有点耳熟。但中国人就吃这一套，也只有这一套才能往上爬，这个社会习惯了恶人当道，好人挨刀。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给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革命中离开的。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革命人群的构成部分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革命的起始口号有多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变回一个字，钱。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革命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你都算是有钱人，都是充满着原罪的被革命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 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只认钱，所以很多人民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而中国人讲究清算，这也必然导致镇压。

任何的革命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的国家，不说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权利真空。稍微乱个五年十年的，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铁腕独裁者，可以整治社会秩序，收拾一下局面。至于从百花齐放重新看回人民日报，这个真的没所谓。况且我们的一切假设都建立在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下，所以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 观，就别提操作了。


问：那你看埃及，利比亚⋯⋯

回答：埃及，利比亚是被一个人独裁统治几十年，城市也不多，一个事件作为爆点，一个广场用来演讲，就可以革命成功。中国没有一个具体的个人能成为被革命的对象，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 倍，给你十个哈维尔在十个城市一起演讲，再假设当局不管，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

当然，以上更是废话，最关键是就大部分中国人一副别人死绝不吭声，只有吃亏到自己头上才会嗷嗷叫的习性，一辈子都团结不起来。


问：你的观点非常的五毛党，是被政府买通了么？为什么不能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

回答：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就白，非对既错，非带路党既五毛党的社会里，革命两字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更大。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急迫。相反，一人一张选票，最终的结果还是共产党代表获胜，谁能比党更有钱？五百亿就能买五亿张选票。不行加到五千亿。一年税收都十万亿呢。你和人家比有钱?你觉得你周围的朋友的公正独立，那样的人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张选票。你看好的有识之士，能有十万张都不错了。唯一能和共产党抗衡的就是马化腾，因为他可以在QQ登陆的时候弹出一个窗口：谁选我马化腾，谁就可以得500Q币。此举估计也能获得两亿张选票。但问题是，到时候马化腾一定会入党的。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什么革命，普选，多党制，推翻XX，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都从来没有关心 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这和那些一说起赛车只会提F1，一说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问：我觉得中国的革命和民主只是时机的问题。你认为什么时机最合适。

回答：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这个咱们不是早就已经证明过一次了嘛。历史曾经给过中国机会，如今的局面则是我们爷辈的选择。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个革命的好时机， 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革命了。

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的革命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份上，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的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




说民主
(2011-12-24 17:30:02)

问：革命不一定是暴力革命，天鹅绒革命就是完美的典范。

回答：我不认为天鹅绒革命能够发生在中国。不谈当时的国际局势，也不说整个捷克的人口只有北京的一半。相信天鹅绒革命其实就是选择相信了民众的素质，执政者的忍让，文人的领袖，这三者的共力才能形成天鹅绒革命，我认为这三者在中国全部不存在。你不能把一场完美的革命常挂在嘴边来反驳也许未来不完美的改革。我理解中国很多文人和学者对天鹅绒革命的感情，他们甚至能够在脑海中将自己代入哈维尔的角色暗自感动。但无论中国发生暴力革命或者非暴力革命，文人所处的地位和角色远远比他们想象的要低得多，更别说能作为领袖了。而且国民素质越低，文人就越什么都不是。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从字面上解释应该什么样子的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场讨价还价的过程，你不能盼着执政者看了几本书忽然感化把东西全送给你。你不能天天盼着天鹅绒革命，再由你来扮演哈维尔，并瞬间让每个中国人有一张选票，还都不能被贿选。捷克至今也不是普选。所以我的观点很简单，暴力革命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天鹅绒革命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民主和自由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良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问：你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人素质太低，不适合民主。政府有没有给你维稳的回扣啊？

回答：我不知道你如何看出了这个结论，我觉得我已经写的很通俗了。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事情，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它来的不那么彻底，来的不那么全部，来的不那么美式，来的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回来，回首起来，可能还来的有点平淡。


问：你的意思是一切只能靠执政者的恩赐，而不是人民自己的争取？

回答：给执政者压力当然重要，但遗憾的是，执政者的配合更重要。这的确需要运气和人品。现在社会各个阶层是割裂的，比如执政者，你动车事件闹得再大，他们依然淡定，觉得这是民间的事情，不费一兵一卒，时间自动摆平，执政者的家属可能完全不关心这事，只关心谁要上谁要下，谁的岁数差一点，XX位置怎么排。而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事情依然能自然过去。当然，更有可能是他们都没有感受到舆论压力。好比你账户里有十亿，你丢了一千块，你自然不紧张。文化界兜里加起来的总和就五百，而他们认为统治者兜里也就三千，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放大的统治者的焦虑。人家完全没考虑你的问题。而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的问题就是体制的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迎刃而解，他们虽然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和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认为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可事实往往有些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普遍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不如文化界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觉得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美好的革命。你也许觉得这正是执政者驯化的结果，所以要改变执政者。但现实就已经这样了，那一两代人已经这样了。但是幸运的是，我和他们的子女聊天时，互联网和各种传媒已经或多或少的打开了他们的眼界。所以我并不悲观。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的亲属关系，它已经不能简单的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所以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我认为极其强大的一党制其实就等于是无党制，因为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问题并不是要把共产党给怎么怎么样，共产党只是一个名称，体制只是一个名称。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问：如果革命到来，有影响力的文人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回答：文人到时候就应该扮演一颗墙头草，但必须是一颗反向墙头草。文人需有自己的正义，但不能有自己的站位。越有影响力就越不能有立场，眼看一派强大了，就必须马上转向另一派，绝对不能相信任何的主张，不能跟随任何的信仰，要把所有的革命者全都假想成骗子，不听任何承诺，想尽办法确保不能让一方消灭其他方而独大。所以未来的中国如果有革命，谁弱小，我就在那里，它若强大了，我就去它对手那里。我愿牺牲自己的观点而争取各派的同存。只有这样，才有你追求的一切。


补加一个问答，关于素质和民主：问：我去了一些发达国家，我发现在表面的素质之下，其实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

回答：我完全的赞同。但我们说的就是表面素质，不要因为觉得人私底下都是怎么怎么样的而小看表面素质。民主的质量就是由国民的表面素质决定的。一个人开车可能关远光灯，看见人彬彬有礼，遵守社会功德，但一交往，发现其实也是自私懦弱狭隘贪婪……这又如何呢。素质和人性放在一起谈没有意思，美国人的人性和中国人的人性说到底当然是大同小异的，全世界人类的人性都差不多。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先有好的素质，再有好的制度，还是先有好的制度，再有好的素质。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的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的好坏，都应该保障好的制度，因为好的制度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制度有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问题是，当好的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咱不能天天期盼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好的制度，然后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否则反正好的素质也没必要，又缓慢又不见得有效……好的制度以及好的民主有两个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我觉得还是要实际一些，美国的独立宣言再好，美国的宪法再好，美国的宪法修正案再好，是因为他们的政党和人民都做到了。我们宪法其实也好，我们的执政党说过不少只比独立宣言好不比独立宣言差的宣言，但大多数没做到。他们是不会看着各种宣言而自省的，革命代价又太大太不可控，改良又慢又拖延，国民素质又不高，的确看着像死结。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暴力或者非暴力革命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肯能真正的操作起来。




要自由
(2011-12-26 05:32:13)

上上篇文章里说，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上篇文章里说，民主，法制，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

作者：韩寒

自从《脱节的国度》不见了以后，一直都未写东西。因为我着实是一个写的不勤奋的人，每次写完，隔日不见，真的扫兴，而且国家部门繁多，就算宣传部门和新闻出版部门觉得没问题，所有配备了帕萨特以上公务车的部门也都可以一个电话把你文章删了。其中最仁慈的反而是某地方的公安部门，08年有一天我写了一篇文章，事隔一年多，他们删除了这篇文章。难怪大家都说公安出警慢。没错。删文章的地方太多了，就不知道该怎么下笔了。

从事了这个工作大概十三年，我发现文化工作者在地位上真是一个特别下三滥特别窝囊废的工种。这个工种所出产的作品由于受到诸多的限制，所以肯定没有那么奇特的经历更加精彩。我来说一些小故事。

在中国的出版行业，其实是没有官方的审查的。大家都应该觉得很奇怪，因为这违背了常识。但是可以告诉大家，出版行业的确没有审查。这是因为中国每年要出几十万本书，实在审查不过来。而且我相信管那些读书人的同志大部分都不爱读书，所以图书审查其实一直由出版社独立完成。

但是这样一来岂不是百花齐放了。当然不是。比较专业的说，这叫事后审查制。事后审查制其实要比事前审查制更加紧，杀伤力和副作用更大。这点用过事后避孕药的朋友肯定深有感触。

只有拥有书号才能出版，只有出版社才能发书号，只有官方才能有出版社，所以从源头上，自由的出版其实是不可能的。而由于大量的国有出版社能力不济，很多民营文化公司开始运营图书出版。出版的方式就是合作出版或者从出版社那里购买一些书号。但这依然不能改变出版现状，因为出版社依然是终审方。而一本书如果不让出版，在以往理由是反革命，后来反革命这个词不太出现了，因为反革命既然是不好的，那岂不成了鼓励革命。而官方认为，革命工作已经完成，所以既不能反革命，也不能革命，群众最好的生活方式就是呆着。于是现在不能出版的理由就是格调不高。我第一本书《三重门》就是因为格调不高，迟迟不能出版。格调不高是致命的，因为文笔太差可以改，逻辑不清可以理，唯独格调不高让人头疼，你也不知道怎么能让自己的格调提高一点。你问他什么是格调，他也不知道。一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了，格调其实就是割掉的意思，格调不高就是割掉的不够高，你以为象征性的把脚底板的老茧磨磨平就能从事文化行业了么，你要割掉的够高。凡是保留腰以下部分的，从事文化行业明显还是会显得雄性气息太浓厚。

我是一直饱受审查之苦的。但在格调稍微高了一点以后，我还是侥幸可以出版图书，并且因为图书的畅销，有的时候还稍微可以在小问题和出版方争取格调稍微降低一点。每次写作前，我都要进行一次自我审查。也许很多没有从事过这个行业的朋友会觉得我们这样做特别怂，不够MAN。比如当年《独唱团》出版前遇到很多的困难，一些朋友看不下去了，说你太娘们了，这要是我，不要书号了，直接拿到印刷厂去，印个几十万本，这就开卖了。我欣赏这位朋友的没有格调，但他们不知道印刷厂只有收到了出版社开具的委托印刷单以后才能开机印刷，否则你非但印不了一本，人家就报警了。其次就算你爹开了一个印刷厂，你印刷出了几十万本，你没有书号，就没有一家书店和报刊亭是会进你的货的。连卖盗版的都不敢帮你卖。也许这位朋友会说，那我就放到网上去，在淘宝卖。那我告诉你，在淘宝销售图书，首先你得拥有资质，其次你不能随手拍一个封面就上架了，你必须输入书号，当系统把你输入的书号和书名对应起来，你才能上架。

所以一直到今天，所有的文化人都在进行着痛苦的自我审查。那我们能否指望出版社突然格调降低呢，这当然也不可能，一旦出版社有格调降低的迹象，由于都是国有单位，官方再指派一个社长过去就是。而那些格调降低的同志就可以去妇联残联养养老。事后审查制最恐怖一环在于惩罚，就是我不管你，但你要是出版了什么幺蛾子，我罚死你。轻则撤职撤社，重则投进大牢，所以你看着办吧。

至于我本人，虽然每一篇文章都经过了自我审查和阉割，但有的时候难免也会出现阉割的形状不符合认证的情况。这个和每个出版社的紧张程度有关系。比如我最新的小说就被枪毙了，因为新小说里的主人公姓胡，虽然我才写了五千字，但是出版社认为这必然是有政治隐喻的。当我明白了要避讳的时候再改姓已经晚了。但避讳要记住勿忘前朝，我还有一篇小说中，因为出现了“江河湖海”四个字，被更直接的枪毙了。如果说之前我犯了错误的话，那这一个就是两倍的错误。连我都不能原谅我自己，明知道惹不起，怎么连躲都没躲利索呢。

我不知道一个文化人提笔就哆嗦的国家怎么能建设成文化强国，一个因为要避讳常委所以在谷歌上搜索不到李白的国家怎么能建设成文化强国。我不知道该怎么一个文化体制改革法，反正我只有一个愿望，就是韩正老师别再升官了，要不然我就搜不到我了。

谨以此文纪念一期被停的《独唱团》以及两期被停的《大方》。